“收红包”的医生:“治病救人是一种信仰”

白大褂、口罩、眼镜、冰冷的金属听诊器和手术刀。医生的形象多少带着冷峻和沉重。你是否知道,这一身白大褂的背后,也有一颗温暖的心,他们也会为治好了患者开心地笑,也会为了逗小患者学动物叫。他们是健康守门人,他们是帮助患者与病魔对抗的战士,他们是送去关照安慰的守护天使。请跟着我们的脚步,走进这些医生的日常工作,让我们了解白大褂背后的故事……

即日起,人民网健康卫生频道联合人民日报社会版、人民电视共同推出《白大褂背后的故事》大型医学人文栏目。本期主题为:走进北大医院肾脏内科。

“做医生不为赚钱,而是一种信仰。”记者采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(以下简称北大医院)肾内科主任医师周福德时,这是他提及最多的一句话。如何践行这种信仰,周福德却不愿多谈。记者在跟随周福德出诊、查房,与患者和科室医护人员交流的过程中,找到了一些答案。

记者在病房区见到北京市民李华(化名)时,她正带弟弟来做透析治疗。据她回忆,去年9月4日,其弟弟被送到北大医院时,已经肾功能坏死,高烧39.8度,病情危重。“我给周大夫跪下了,还把准备好的一万元红包塞给他,求他一定要把我弟弟救活。”李华说。

让她安心的是,周福德在一番推让后最终收下了红包,三天后弟弟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但是,令李华意外的是,护士长交给她一张缴费一万元的押金条——原来,周福德把红包替她弟弟交了住院费。

这个举动让李华觉得忐忑:“坏了,大夫把红包退回来,是不是以后就不管我们了。”

让她没想到的是,弟弟住院的三个月里,每天早晨7点20分,周福德都会准时出现在病床旁边,关心他的病情,即使当天要出门诊,或者周六周日也不例外。为了表示感谢,李华又准备了2000元的消费卡,几天后再次被护士长退了回来。

“说实话一开始心里纳闷,医生又没收礼,凭什么对我们这么好?”李华说,“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,问他为什么不肯接受这份‘感谢’。周大夫的回答我到现在还记得:你们患者看病已经花了很多钱,很不容易了,医治和照顾患者是我们的职责,应该做的。”

记者在住院处看到了记录着那笔一万元“红包”的“账簿”。这些年,周福德每次收到患者的红包,都会悄悄地帮他们存进住院费里,并记在这本小册子上。记者注意到,周福德最早登记的一笔“红包”是2010年11月10日,最近一笔是今年5月22日。

“患者家属送红包往往是图个心理踏实,一般都是在患者情况危急的时候送,如果反复推让解释,可能会浪费时间,耽误抢治。另一方面,患者家属这时候情绪往往波动大,暂时收下红包对他们是个安慰。”周福德说。

记者注意到,登记在册的还有许多其他科室的医生。住院处主任汪磊告诉记者:“用红包替患者交住院费,最早是周大夫和其他几个医生零零星星的自发行为,慢慢地其他科室也跟着效仿,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。”

“有的患者在办理出院结算时才发现红包被退了回来,又惊诧又感动。”汪磊说。

傍晚时分,在北大医院的门外,近10位患者家属静静地坐在马扎上,准备彻夜排队挂第二天的门诊号。天色渐晚,排队的人在增多,同时出现的还有攥有优势科室专家号的“黄牛”的身影。

北大医院肾内科是国内有名的专科,找到周福德的患者大多慕名而来,很多人也颇费周折。“北京的大专家,一号难求,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,只好找到了‘黄牛’。”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王女士告诉记者,“一个号便宜的500元,贵的1000元。”

周福德对此很挂心:“我的患者里有60%是来自外地,北到黑龙江,南到广东。他们一路找到北京来,往往是患了疑难重症,已经在当地医院屡屡碰壁了。到了人满为患的大医院,还要为挂号焦灼,甚至被‘黄牛’宰一刀,真让人痛心。”

更让他担忧的是,一些本该长期随访的患者,因为经不起每次挂号的辗转,不能按时来复查,或者渐渐消失了踪影,这对治疗过程的监控和病情的恢复非常不利。

一开始,周福德用加号的办法来缓解“看病难”。一上午的门诊本来是看15个患者,周福德会加号到30人。也因此,他不得不将出诊时间拉长1小时,中午只留10分钟吃饭。

仅仅这样还不够,周福德琢磨着,应该想个法子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。一年前,他在全院第一个开通了全预约门诊,患者首诊后,由周福德亲自开好下一次的挂号条,每次复诊按预约时间直接就医。

“今天早晨8点来医院,到了直接就能看病。”王女士说,“起初还担心,就算过了首诊这一关,将来复诊怎么办?现在好了,复诊从科室预约,提前拿到俩礼拜以后的号,心里踏实!挂号费14元,再也不用找‘黄牛’花冤枉钱。”

“你的新农合医保在这看病报销比例小,现在病情稳定了,在基层医院就可以解决,回家治疗能减轻经济负担。”来自河北省农村地区的一位患者被周福德建议返回家乡治疗。

“那太好了。”这位患者脸上露出一丝欣喜,旋即又皱了一下眉头,“他们能收下我吗?”周福德看出了患者的担心。“现在个别基层医院会歧视那些跳过基层首诊,直接到城市大医院的患者——‘你不是去大医院看的吗,还回去找大医院的大夫吧’。”他向记者解释其中原委。

不等患者开口拜托,周福德已在病历上特别注明,建议这位患者到某医院就医,请该医院接收。待患者满意地离开时,周福德又嘱咐了一句:“万一他们不收你,还回来找我。”

“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,治病救人是一种信仰。”谈到自己为何对患者这样尽心,周福德并不多言,只是反复强调这一句话。

这句话在去年一次全院有名的救治事件中得到印证。去年5月,北大医院接收了一位怀孕7个月的产妇。该产妇患有妊娠脂肪肝,挣扎在死亡边缘。

在家里经济窘迫,无钱缴纳医疗费的情况下,该产妇想放弃治疗,请求“只保孩子”。北大医院产科、重症医学科、感染疾病科和肾内科等多个科室仍对该产妇积极抢救,最终母子平安。

大约出院3周之后,患者一家把房子抵押了,用贷款还了医院5万元的医药费。她说:“不能欠医院的救命钱。”

周福德和朋友们都认同一个道理:医生,不能眼看着患者放弃;只要还喘气,就得救到底。

“在最脆弱慌张的时候,是周福德医生的鼓励给了我力量。”来自河北邯郸的牛振红告诉记者,“我们当地医生都跟我说,我父亲病情严重,要我做好思想准备,一切只能尽力而为。只有周大夫跟我说,不要放弃希望,我们一起努力。”

肾脏科二病房主治医师郑茜子是周福德的学生,每次查房时,从不叫患者的床号,而是称呼他们名字,或者张阿姨,李爷爷等尊称,她说,这是周福德的要求,“号冷冰冰的,对待患者要有温度”。

周福德坚信,和谐的医患关系并不难,关键事在人为。近日,一位四年前曾在北大医院肾内科住院治疗的患者,在得知自己“时日无多”后,从东北老家千里迢迢来到北大医院,对肾内科医护人员致谢道别。“这是我们医生追求的最理想的医患关系——患者和医生互相感恩,是朋友,是共同战胜病魔的战友。”周福德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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